網訊：改革開放三十年，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屢創世界記錄，然而與此同時，我國環境惡化的速度以及碳排放，也已高居全球第一。調查顯示，我國的經濟指標年年超額完成，而環境指標卻沒有一年達標。
　　據林業部門統計，由于過量開發，我國每年有1.4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荒漠化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兩年半丟掉一個臺灣島，兩個半小時損失一個珍寶島。面對這場空前的環境災難，我們不能不對現行的發展方式產生質疑：難道發展經濟就必須犧牲環境？這樣的發展到底還能持續多久？面對資源枯竭、漫天風沙的土地我們的子孫將如何生存？
　　為回答上述問題，我們組織了一批環保系統的老同志，進行了十多年的國內外調研，現以調研結果為基礎，提出以下三項建議：

　　一、改變我國落后的產業結構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
　　目前，世界上存在著兩種產業結構，一種是三百年前工業革命之初，在資源非常豐富、環境容量極大的情況下形成的開采→產品→廢棄的線性產業結構，而隨著資源枯竭及環境惡化，一種產品→廢棄→再生產品的循環型產業結構應運而生。前者以我國東北、西北的一些主要利用礦產資源的傳統企業為主；后者以廣泛開展了垃圾革命的日本、德國、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、香港、長三角、珠三角為代表。
　　常識告訴我們，與產品成分最接近的莫過于產品本身，利用廢舊產品比利用礦產資源節能減排70%；利用廢金屬比冶煉礦石節能減排80%；回收1噸廢塑料(9950,120.00,1.22%)可節約4噸原油；利用1噸廢紙可少砍17棵大樹；回收1噸/年廢輪胎可拯救五畝熱帶雨林。因此可以說，我國的環境問題不是經費問題、技術問題而是產業結構問題。如能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環經濟，可節約環保經費50%、減少三廢排放80%。正如錢學森同志所說：“如果搞好廢棄物的再生，兩個世界難題(資源與環境)就同時找到了解決的途徑”、“廢棄物的再生利用是國家大事之一”。
　　最近，日本對國內的可回收金屬統計后得出：日本的金、銀、鉛、銦等蓄積量已居世界第一；銅、白金和鉭等居世界前三位。
　　一個資源極端匱乏、制造業非常發達、環境容量又十分有限的島國，怎么會有如此豐富的資源儲備和良好的生態環境？據調查，正是由于日本開展了60年的垃圾革命，形成了主要利用再生資源的循環經濟，基本擺脫了對礦產資源的依賴和保持了生態的平衡。如今已宣稱自己為資源大國和“最適合人類居住”的長壽之國。與此同時，號稱地大物博的中國，由于堅持落后的線性經濟，經過60年的資源掠奪，如今已淪為只要依賴進口的資源小國和環境污染重災區。
　　兩種不同的結果是由循環和線性由兩種不同的產業結構造成的。
　　去年初，正當我國被鐵礦漲價所困擾，曰本卻傳出將加快廢鋼鐵研發利用，徹底告別鐵礦石的消息。顯然，如果再不及時地向循環經濟轉型，我國將成為全球最后的礦渣堆放場和線性經濟的最后領地。
　　目前，我國的五千萬回收大軍幾乎挖地三尺，使國內產品基本得到了回收。但出口的四億噸卻有去無回，只能靠進口能耗、污染高出十倍的礦產資源補充，以至于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向循環經濟轉型。
　　如今，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，而出口產品報廢后給全球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，以及只管出口不管回收的線性經濟，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，有些環保組織甚至稱中國為“全球最大的污染源”和“最不負責任的國家”，并正在醞釀收取高額處理費。
　　因此，回收出口產品，不僅有利于形成收支平衡的循環型產業鏈，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制造業大國應盡的責任和義務。而進口經過冶煉的廢鋼、經過裂解的廢塑料和經過化漿的廢紙，等于減少了80%的污染和能耗。而我國每年進口的8億噸礦產資源，無異于將800多億噸“三廢”進口到國內，可謂世界上最大的一筆洋垃圾。
　　據統計，中國每年耗巨資開采和進口的60多億噸礦產資源，在開采、運輸、冶煉過程中要產生7000多億噸廢水、廢氣和廢渣，而開采礦產資源破壞的土地面積已經超過4萬平方公里(相當于一個半臺灣島)，并還在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。顯然，造成污染的真正罪魁禍首，并不是被媒體大肆炒作、每年進口的4000萬噸廢舊物資中的幾箱洋垃圾，而恰恰是我們不惜調動一切外交手段、花費大量的資金、付出重大人員傷亡和環境代價開采和進口的60億噸礦產資源。
　　據報道，我國的碳排放已經超過美國，名列世界第一。實際上，人們日常生活所排放的“三廢”僅占全國總排放量的15%。遠低于利用礦產資源的制造業(占全國總排放量75%)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不能有效地減少礦產資源的用量，即便我們生活中少開幾天空調、少開幾趟汽車，甚至不排放、不消耗，對于節能減排也只能是杯水車薪。
　　目前，世界各國對減少碳排放互相推委、爭論不休。但由于受傳統線性思維方式的局限，至今尚未找到一種既不影響發展又能保護環境的兩全之策。而按照我國商務部頒布的標準，如能解決目前國際大循環中的“靜脈栓塞”，每年回收全球產生的100億噸垃圾(應叫再生資源)中的40%，可使碳排放由每年的90億噸減少到可自然消化的70億噸、節約礦產資源60億噸，世界將基本實現資源與生態的平衡。
　　因此，只有改變全球落后的線性產業結構，才可能發展與環境并舉，才可能建成天下無廢物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。
　　如：河北保定的中小企業，用煤融化從各類報廢設備上拆解下來的廢鋁，每生產一噸平均用煤150公斤、釋放二氧化碳190公斤。而我國的大型鋁業通過開采、冶煉鋁礦，每獲得一噸鋁平均耗電3萬度，用煤12噸、釋放二氧化碳16噸，是保定中小企業的100多倍。更重要的是，勞動密集型的再生產業，使保定上百萬貧苦農民脫貧致富，使許多要飯村、光棍村成為了富裕村、幸福村，保證了社會的和諧穩定。
　　再如，清遠的中小企業每年從“洋垃圾”中獲得優質銅60萬噸，是我國最大的貴溪銅礦年產量的2倍，回收率接近100%，污染治理成本僅為銅礦的1%。而后者每年要產生有毒礦渣6000萬噸、廢水2.4億噸、二氧化硫100萬噸、耗電20億度，同時還使幾百平方公里的山體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，工傷事故和環境代價是前者的上百倍。
　　遺憾的是，清遠、保定那些節能減排效果明顯，并安置了上百萬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中小企業，全部屬于宏觀調控的對象，而高能耗、重污染的大型銅業、鋁業，則得到了國家資金、政策的大力支持。
　　人類生存就要消耗資源、排放“三廢”。一味限制消耗和排放，只能妨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。因此，單純的“保護型環境戰略”，既消極、被動，又治標不治本。而大力發展資源再生產業，形成消耗越多、排放越多、回收越多、再生越多，生生不息的“再生型環保戰略”，才可能標本兼治、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與發展的矛盾。
　　把脈世界經濟，一個健康的地球，不僅需要強大的動脈系統(生產)，還需要一個強大的靜脈系統(回收)。只有形成生生不息的國際大循環，地球有限的資源才能滿足人類無限的需求；不堪垃圾重負的地球才能吐故納新重新煥發生機。

　　二、實現全國環境戰略一盤棋
　　目前，隨著東部資源的枯竭，我們又把資源開發的目光投向西部。既然科學已經證明：“人進沙進、人退沙退”，那么盡量減少西部的開發活動，依靠大自然的循環再生能力，我國的生態完全可以得到恢復。因此，我們應當變“西部大開發”為“西部大保護”、“西部大休養”。據專家介紹，如果我們能夠給予西部50～60年的休養生息，不用花一分錢就可使100萬平方公里的荒漠變綠洲。
　　既然我國的“環評法”要求所有的項目都必須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，那么，面對涉及大半個中國的“西部大開發”這一超大型項目，是否也應先進行環評？未經環評的西部大開發是否涉嫌違法？
　　西部是我國的水源以及大部分動植物資源的發源地、棲息地。
　　因此，西部環境對于保持全國的生態平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實際上，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由山區到平原、由上游到下游、最后集中到交通最為便捷的江河入海口的城市化過程。
　　所以說，中國的工業化、城市化也必然是一個“東部化”、“沿海、沿江化”的過程，我們豈能倒行逆施？
　　其實，經歷過勞民傷財的“三線建設”、“上山下鄉”、“5.7”干校運動的專家學者，對西部大開發的前景早已心知肚明。遺憾的是，這上萬億的學費和千萬人的骨肉分離，并不足以使我們警醒。目前，西部地區的高速公路、機場、工廠，幾乎都在重蹈三線建設的覆轍。
　　如今，我國西部的礦產資源、森林資源，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蠻開采。在暴利的驅使下，大小老板如蝗蟲般地把生態環境已經十分脆弱的西部“折騰”的滿目瘡痍。西部的大片森林、草原、濕地，正在被工廠、礦山、機場、高速公路所取代。
　　而對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內蒙等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礦產資源的大規模開采，不僅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，而且往往成為民族敗類煽動民族仇恨、分裂祖國、制造流血沖突的主要借口。
　　近年來，中國的地質災害成倍地增加，其中80%發生在西部。因此，把大批石化、鋼鐵企業以及東部人口集中到一些并不適合發展經濟的西部地區，無疑是一種對生態環境、人民安全極不負責的表現。
　　另外，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，首先應當“經濟全國化”。而我們有些地區，在為獲取國家投資的利益驅動下，這也振興、開發，那也發展、崛起，四面出擊，大搞平均主義，顯然不符合經濟全國化的專業化大分工、顯然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。
　　我們認為，如果進行全國范圍的環境影響評價和專業化大分工，應將西部作為世界工廠的“后花園”發展林業抓“生態”；中部作為世界工廠的“食堂”發展農業抓“生活”；東部作為世界工廠的“車間”發展工業抓“生產”，并因地制宜地實行不同的政策和標準，將3000年前按照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、封建割據的“小而全”劃分的行政區域，改變為按照經濟全國化布局、區位優勢和市場、環境條件劃分的“林業省”、“農業省”和“工業省”，而不能統統都去抓GDP。更不能到青藏高原去發展重工業；到長三角、珠三角去發展畜牧業。
　　實際上，西部經濟的落后并非群眾改革不積極、干部開放不大膽，而是由市場和自然環境決定的。改革開放至今，我們已經搞了30年的市場經濟，哪里該振興、哪里該開發、何時騰籠換鳥、發展什么樣的科技，都應當“無為而治”——順應客觀規律，由市場、環境說了算，而不能再靠計劃經濟的行政命令、長官意志。
　　眾所周知，西部每年都有數以億計的人口到東部打工或定居、都有大批企業向東部轉移，這些都是市場選擇的結果。如果我們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傳統手段逆市場規律而動，只能得到事與愿違的結局。
　　總之，任何地區的產業布局，都應服從全國總體的戰略布局和環境影響評價，都應當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。如同北京的水源地密云，必須服從北京的大局，不能搞“密云大開發”，去追求GDP。而東部地區也應當像北京補貼密云那樣，對為保護全國生態環境做出犧牲、并為東部提供了清潔的水、空氣的西部地區，給予財政補貼。
　　我們從長三角、珠三角的成功實踐中不難看出，大量利用國內外的再生資源，比到西部去開發礦產資源，更有利于我國的環境。
　　17世紀，美國的探險家發現了黃石大間歇泉，同時也發現了豐富的黃金等貴金屬。這一發現，立即引起當地政府和礦業老板們的極大興趣。但當時的美國總統清醒地認識到：“環境也是資源”，“不希望看到世界罕見的大間歇泉成為一個積滿臟水的礦坑”。經過激烈辯論，國會通過議案，將黃石定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。隨后又在中西部地區設立一大批國家公園。兩百年過去了，美國人由衷地感謝這位總統。正是這批國家公園，使美國西部的生態環境免受“瘋狂淘金時代”的洗劫。這對我們保護已經千瘡百孔的西部環境，是否值得借鑒？